为什么预制菜是我们粗糙生活的隐喻？

　　那样的生活曾经存在过。虽然它已经消逝，但王小伟并不想唱一首无奈的挽歌，而是希望能把它作为一种象征，一个参照，为当下和未来提供一种想象，想象每天刷手机、吃外卖之外的可能性。

　　在哲学随笔《日常的深处》里，科技哲学专业的大学教师王小伟讨论着「天天叫外卖的两口子为什么容易散伙」、微信为什么并没有让人们「在一起」、「为什么会如此怀念过去的物件」这些十分日常的问题，讨论自行车、电视、手机等日用之物，和背后的哲学事理。许多素材来自他自己的经验，充满生活细节。没有诘屈聱牙的专业术语，也和汪曾祺、梁实秋写日常时的文人雅趣不同。这是一个受过科学训练，同时又保留了敏锐感受力和生活趣味的80后对当下的体察思索。

　　王小伟高中读的是理科，大学读的是中国农大的科技管理与工程专业，学了不少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还种过地。那时流行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」。他至今记得中国农大校园里的朴实、单调的氛围。高中同学也都进入各类理工专业，其中最出色的后来专事研究大飞机起落架。

　　北大哲学教授杨立华曾说：「如果一个人一生能免于哲学的打扰，那我真是祝贺你，其实挺幸福的，一辈子不用想哲学问题，生活在最饱满的直接性当中，把炉火生得通红，挥汗如雨，做你生活的铁匠，多好。」如果王小伟沿着和周围人一样的路走下去，也会过上饱满通红的人生。但「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」，进入大学后，他逐渐感到，生活中很多事和科技没关系。

　　在读书期间，他也能够更清晰地剖析自己「隐隐约约感到的不对劲」。那是很多人在十八九岁会萌发的对生命本质的追问，继而引发对过去教育里占统治地位的工具理性的怀疑。尤其是对把自己当做工具，把自己的智力、体力当做工具的状态。他坦言不想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飞机起落架，尽管那样的人生或许也挺好。

　　年轻的他开始试图理解自己为什么是今天的样子。大学期间，他经常拍摄感兴趣的事物，「寻找自己」。求索人生、自我的愿望强烈了，几乎一定会通往人文社科领域。大学毕业，短暂工作后，王小伟考取了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，后来又远赴荷兰攻读哲学博士。

　　选择科技哲学，是因为王小伟想知道，有没有能够帮助细致理解并审查科技活动的视角。借此能够跳脱并回看科技。他认为：「可以有科技，但不能只有科技。当一个人生活的维度那么窄的时候，她/他的心灵很容易变得贫乏。」

　　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，做研究，结婚生子。王小伟开始感到某种落差。观察着孩子的成长，他想到自己的童年；再看看父母，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传承链条上的位置：「我已经逐渐老去了，生命其实是一件挺遗憾的事。」

　　《日常的深处》里的文字，是王小伟对抗这种遗憾的结果。「希望能够在这个阶段有一些记录。」关于生活中发生过什么，自己有过什么感受，父母和孩子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。王小伟一开始就决定写日常，跟科技哲学结合，「试图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标点」。

　　从自己的生活和记忆荡开去，王小伟书写了人和物的关系，以及这种关系的流变。物的丰富曾经带给为匮乏所苦的人极大满足，但随着科技的愈加发展，便利带来的幸福感反而削弱了。物变成即插即用的纯粹的商品，不再承载关系和岁月。自行车载起一家人为什么有温情的意味，自己劈柴生的炉子为什么比暖气更温暖，背后都是人和物关系的呈现。

　　王小伟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太微不足道。「哲学要不就去找世界的根本结构，要不就去回应每个人生命中非常具体的真问题。」他选择在学院工作之余，去发现和回应那些具体的真问题。

　　至于如何从建立在科技之上的现代系统中夺回日常，构筑起人与世界之间的有机连接，王小伟无意充当导师。他只是分享了自己觉得有效的一些做法，比如走路，放下在朋友圈争夺运动步数榜首的「量化自我」的雄心，观察花鸟鱼虫，季节更替，观察城市在消费之外的部分；比如适当让身体操劳，种花养鱼，自己动手做做饭；比如设定锚点。总之，是找到一种「身体性的、关系性的、沉浸其中的」生活。

　　那样的生活曾经存在过。虽然它已经消逝，但王小伟并不想唱一首无奈的挽歌，而是希望能把它作为一种象征，一个参照，为当下和未来提供一种想象，想象每天刷手机、吃外卖之外的可能性。他沿用作家刘醒龙的说法，「小路，才是用来回家的」，指出通往更切身、充实乃至诗性的生活的路，注定不会是康庄大道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你在书中写了很多过去时代的生活细节，包括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验，它们基本都散发着一种醇厚、悠长的气息。在你看来，「昨日的世界」一定更好吗？

　　王小伟：那倒不是。我们肯定从科技发展中获益了，但怀旧还是有价值的。当下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怀旧社会，鲍曼、博伊姆等人都讨论过怀旧主题。怀旧社会反映出一个症候，就是人对田园诗还是有渴望的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旧时的田园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牧歌般优美的样子，我们用带着某种滤镜的眼光回头去看，有价值吗？

　　王小伟：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。过去是不是田园诗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需要回头才能看到田园诗。为什么不是朝前看？以前我们是朝前看到幸福生活，现在我们得回头才能看见幸福生活。这种感受是真实的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参照当下的生活，建造一个否定性的维度。

　　王小伟：对。是的，怀旧的真正价值，在于提醒我们现代化的承诺还不够让我们获得持久的幸福。今天的生活是有所缺失的，而且缺的那块挺大的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意识到这种缺失本身可能就不容易。你谈到过预制菜，在预制菜的语境下，食物只是卡路里，只是填饱肚子让自己投入再生产的营养物质。它是当下生活的贫乏、粗糙的一个典型代表和隐喻。结果很快有读者评论说，预制菜很多是大公司集中采购的菜，里面的员工的食品安全意识比非专业的强得多，自己去超市菜市买不到那么好的菜。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？

　　王小伟：这位读者是懂行的，从纯粹食品安全的角度讲，预制菜不见得不健康，不安全。但如果只从科学专业的角度去看待事物，可能会忽视更根本的东西。我不是在谈论预制菜的食品安全问题，而是在谈论它乏味，单调的工业逻辑。

　　一次在一个工程师群里，一位群友发了条信息说「我们应该毫不怀疑地发展科学技术」，还加了个感叹号。其他人纷纷附和。我平时很少在群里说话，但那天没忍住，回复了一句：「请怀疑您的毫不怀疑。」 为什么觉得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呢？很显然不是那样。它的功效是有限的，对于复杂的心灵需要，科学技术一般而言毫无办法。

　　王小伟：当初我们也不知道现代化意味着什么。那时候我们主要是缺吃少喝，认为现代化意味着大量的商品涌入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就觉得好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家里添置一件物品，电视、冰箱，一家人会快乐很久。但现在不会了。而且所有东西都变成私享的，买回来自个儿用，像是个电子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社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，人从技术里感到的更多不是便利，而是会对技术带来的异化感到不适？

　　王小伟：当技术完全成为日常生活以后，科技作用就不是那么明朗了。现在我们配备手机、电脑，一出门各种摄像头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各方面都要受到技术调节，就连最为基础性的沟通都要通过各种软件。在整个技术的宏大系统中，人就会逐渐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个螺丝钉，越来越没有自我价值，没有存在感。

　　王小伟：它或许是必然，但是仍然是异化的，不符合人的生命的状态。像我在一席演讲中说到的，早上挤地铁，中午叫外卖，晚上刷手机，这是当代人的生活方式，心思敏感点的人都得崩溃。整个社会按现代的技术逻辑建立，本身就是反人性的。

　　王小伟：我觉得可能还差几块板，这座大厦就在世界范围内建成了。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坚硬、快速、强势。城市的高楼，大玻璃，线条感特别强，像一个肌肉分明的男性。城市的建筑体脂率都很低。

　　王小伟：所以我老觉得现代生活有点色厉内荏。表面看起来肌肉线条清晰，有力，其实内在特别单调。只要停电，或是停网，生活就中断了。在传统的生活里不会这样。

　　王小伟：人可能也是。很多人已经意识不到当下生活的荒诞，反而认为这种荒诞是正常的。你去看她/他的生活，其实很多人过得不幸，但不愿意承认。他/她要让自己变得坚硬，有勇气，变得毫不迟疑。但变得有勇气的方法是掉自己所有迟疑的、感性的东西。

　　王小伟：我认为是的。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建立在现代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上，试图把世界变成一架巨型机器。机器遵循科学管理的方式，强调效率。对这架机器来说，大部分人的个性和生命冲动是冗余的，会被当作多余的治理成本。这是现代性的一面，全世界通用。尤其是当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竞争的时候，这种机器化冲动只会更突出，它把个体智力体力的发挥推到极致。我老觉得现代社会就像一场焰火，要把大家都给点了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工具理性，以及异化带来的疲惫、焦虑，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？

　　王小伟：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我觉得大家都能感受到。现在社会温度能有10度吗？肯定比人的体温低得多。不少人在社会上感到巨大的孤独，同时又拒绝连接，觉得所有关系都是负担。不过我认为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异化的状态。

　　王小伟：对，因为痛苦。大家现在不痛苦吗？当然有很多人幸福，但我也觉得不少人挺痛苦，而且这种痛苦还挺难表达的，挺羞耻的。

　　王小伟：我觉得当人的心灵忍受到一定地步，很多人感觉到生活节奏和自己根本的生命需要之间有明显的脱节，人们感到不仅累，而且没有意义，可能就会发生变化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你在书中写到「要建立妥当的人-物关系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物的理解和熟悉，有赖于发生一场内在精神的大变革。」这里的「大」指的是变革的范围，还是指它在个体身上的程度？

　　王小伟：我觉得是程度。我们有太多的规范性的是非对错，太少的诗性。像我父亲很有诗性，他喜欢养花、养鱼、写字，对很多细腻的东西有偏好。生活中有什么事，他写写字看看花就忘了，性情比较豁达，能够活在当下。

　　我也观察到有的小群体内部会出现一些对抗现代生活的行动。上次我去一席认识了陈菱怡，他们一群年轻人弄了个不花钱过周末的活动，去看免费的展览，徒步，相互换衣服穿，真的不花什么钱。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觉得不需要挣那么多钱，在职场里太憋屈可以不干，还可以打零工，情况可能就会变化。

　　王小伟：那倒是。过那样的生活，不买房吗？不结婚吗？要生孩子吗？如果要买房结婚生子，那样的生活方式就行不通。当下生活中，成本最高，开销最大的就是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。

　　王小伟：我想大概是的。但如果很多人都这么想，逐渐形成一场社会思潮的变迁的话，可能就不必有太多放弃。现在一定是需要放弃的。过另类的生活需要巨大的勇气，要把主流社会的期待和规矩放在一边。我甚至不太敢劝大家鼓起勇气这么干。没有勇气，就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也行。如果觉得这种生活对自己造成了巨大的压榨，还是可以去寻找呼吸的缝隙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如果有人在当下的体系里确实感到很疲惫，暂时也没有勇气或条件脱离，你会给他什么建议，让他尽量生活得好一点？

　　王小伟：第一就是你必须得接受你的不幸。不要总是否认自己的痛苦——我怎么能痛苦呢？我应该积极，我怎么能无所事事呢？就像韩炳哲说的，我们需要无所事事。意识到自己可以不用老去追逐，不用总是咬紧牙关是非常重要的。痛就先承认痛，去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，之后大概才能真正去观察自己处于什么状态。

　　还有我自己觉得有效的方式，就是在小的日常上把感受性调动起来。比如读读诗歌，走入艺术，干点糙活儿，和朋友聊天，都能让自己保持敏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可能有些东西会慢慢生长、涌现出来。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缺少过超越性生活的基础，所有生活都在世俗里。你去看雍和宫香火很旺，求的全是此岸的事。

　　王小伟：我觉得这是第一步，后面的步骤我不知道，哈哈。而且我觉得后面可能没什么步骤，要允许生活自由地发生，不能事事计划。比如制订计划去感受一首诗，第一步归纳大意，第二步分析词句，第三步总结思想，这首诗就算完了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有的观点主张大家去寻找自己的生命意义，以抵御系统性的侵蚀。但你说「人生可能不需要意义，人生需要刻画」，为什么这么说？

　　王小伟：我之前有个同事，当时40多岁，肩宽背阔，非常强壮。他特别爱跟人掰手腕，几乎总是赢。我也跟他掰过，他的手真是特别有力。后来他生了病，很快就去世了，还不到50岁。临走时他跟自己很亲近的几个学生说，你们要去问人生的意义，要去做有意义的事。

　　生病后，这位同事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了一棵参天大树，大榕树，好多的枝，根深叶茂。他去世后，有一天半夜我看他的朋友圈，发现他发的最后一条朋友圈是盛开的昙花。昙花是白色的，晚上开，开一瞬就谢了。想到他说的要问人生有什么意义，一种巨大的感伤突然攫住了我，就觉得人生真是忽生忽死。之后又碰上疫情，挺多魔幻的事，有段时间封在家里，每天都在思考人生的意义。后来我就觉得不要问这个问题，问就是给自己添堵（笑）。

　　王小伟：刻画就是提高感受性。不要去判断对错，成功失败，而是关注发生了什么，我跟孩子在聊什么，我跟伴侣在吃什么，我跟朋友在做什么，那就是刻画。不带任何偏见地，不去考虑有没有价值，有没有用，能不能帮助我获得什么，就去体会当下的东西。刻画就是搁置判断，纯体验，纯感受，纯傻呆着。

　　王小伟：岁月静好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，可能就是比较幸运。或许他/她碰巧有一个很有力量的家庭，保证了一个稳定的工作，也不用做太多事，可以过半寄生的生活，这就让人觉得岁月静好。他/她自己认为岁月静好是合理的，但非要觉得整个世界都岁月静好，我就觉得你干嘛替我岁月静好啊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你说的这些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又是老一套？要停下来，慢一点，去看看花。

　　王小伟：其实要说的主题，太阳底下，并无新事。主题是永恒的，但各有各的进路。我讲的都是自己经历的，自己体会到的。我坚信诗性是人的生命的一个必要部分。其实大家的这一面都挺充沛的，那是旺盛生命力的一部分。一个人一定是先会喊疼，然后才学会分对错。喊疼就是诗性的一面，感受性的一面。

　　我自己每天会花点时间坐着放空，它可以帮我获得停顿，然后就是沉浸在日常的深处，去做无所谓的小事情。知性可能是少数人的特权，但是诗性人人都可以有。

　　王小伟：这是一种抱怨，说得挺有道理的。但要是问得深一点儿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连一分钟、十分钟空闲都没有？我觉得现代生活其实能给人很多碎片时间，比如等人的时候就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或者在通勤的时候把目光投向窗外，再或者吃外卖的时候多注意一下餐盒包装。这都挺有意义的。当然，建议像条裤子，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尺码。如果有人觉得合适，去操作就可以。一个有建设性的读者可以把建议当成是布料，自己去裁切适合自己的衣服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你说自己原来不明白土地对于一个人生命的基础性的作用，现在呢？你觉得土地的重要性在哪里？

　　王小伟：土地的重要性是它使人更贴近本性。我们现在这种人人想成焰火的状态，离人的本性很远，人要不断上升、爆炸、绚烂，然后陡然消失于无。在土地上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节律，物候的节律。尤其在乡下，农村有护坟田，几棵树围住几个小鼓包，你知道老一辈的人葬在这里。每天做活的时候可以眺望祖先，知道自己从哪儿来，也知道朝哪儿去。这种人生不是焰火，是一条小路。它基本上是纤细、迂缓而且持续地通向远方。

　　王小伟：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些很土。现代人的主题是「摆脱」，祖先是要摆脱的，家乡也要摆脱，都渴望飞得越来越高。但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增进幸福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有没有可能，更年轻的人会进化到完全不需要乡土的视阈，进化到完全适应现代生活，没有不适感？

　　王小伟：有可能，但乡土不一定要是真实乡下生活，它更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视阈。如果这个视阈丢失了，我会觉得遗憾。别人可能觉得我老土、古板、陈旧，甚至可悲，但这不妨碍我为他们感到遗憾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当下年轻人面对的断裂不只是和土地、自然的，可能还有和传统、和更久远的历史的。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处境？

　　王小伟：80后的成长，还是在连续的价值感受当中的，尽管我们的幼年阶段已经出现各种价值的变迁，但还有一定的连贯性。很多事情，像结婚，生子，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。到今天的年轻一代，所有事物都变成选项，就增加了巨大的认知成本。选A还是选B？还是AB都对？我们那时候生活就是几个模式，现在世界成了一道选择题——还是多选题。

　　王小伟：人生或许不需要那么多选项，也不需要做那么多选择，那是自由带来的成本。人生需要一些选项，但不是越多越好。照顾家人干嘛要成为一个选择？找伴侣干嘛要成为一个选择？难道在这些事情上不选择不会更好吗？有几个不能选择的事物，人生就锚定了。人生总要围绕几个锚点来编织的。

　　王小伟：我认为一定要有爱欲。也就是说锚点不能在「这儿」（指了指自己），一定是在「那儿」（向外指了指）。

　　王小伟：对，他者。因为锚点是你要扣住它的。如果一个船的锚点定在自己身上，那它不就飘走了吗？锚点一定是船之外的。把锚点定在自己之外，才能组织生活，不然就会陷入自恋。自我越来越大，会带来挫折、厌倦和虚无感。

　　我以前看过一个小说，讲一个人想自杀，正准备实施的时候，想到阳台上有一盆植物，自己死了就没人照料了。为了照顾植物，他/她就没去自杀。后来又有机缘去做别的事，最终这个人活了下来。她/他对「他者」，也就是那盆植物的爱欲就是锚点。锚点一定是比自己大的。如果觉得自己比植物大，是自己在照料植物，给它生命，那植物就救不了他/她。

　　王小伟：对我来说，人生的锚点必须关于我的父母、爱人、孩子、朋友，绝不关于我自己。当然爱欲可以指向人，也可以指向自己热爱的事业，指向日常生活，指向自然。只要是超越性的，都可以吧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在我们长期接受的启蒙话语里，人的解放、「自我」的确立和发扬，不是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基础吗？

　　王小伟：我对这种观点保持审慎的态度。有一个很大的「自我」就叫文明进步吗？我们可以说传统社会在科学技术上落后，在生产力水平上落后，但其实很难说它在精神世界上落后。我不觉得孔子很落后，一些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非常精彩、高贵。现代社会在精神领域有很多问题，比如个体的自恋，爱欲的消退，劳动的异化和消费的无孔不入，这也算是人的解放吗？齐泽克在一次采访中说，他特别不喜欢听人说要回到自己的内心，回到内心你可能看到一堆「狗屎」。他大概指的是自我的深处盛着人性的卑劣吧。他建议多谈谈角色，角色里有亮光。这说法跟儒家的想法也挺契合的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我们当下可能同时面对着前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，例如前现代的压抑，后现代的虚无。如何自处呢？

　　王小伟：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好，也不是所有现代的都要对抗。现代性已经成为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。如果智力有优势，生活有闲暇，可以努力去寻找把传统和现代中的合理部分编织到一起的方式，去应对后现代挑战。如果碰巧理解能力一般，就提高感受性，活在传统里，活在当下的习惯里，挺好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你在书里提到「有一些东西不会让我开心，甚至是让自己痛苦的，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放弃掉它们，我会有巨大的不安」。那种坚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

　　王小伟：我这么问你哈，科技哲学里面有个心理实验，就是说如果虚拟现实可以做得非常逼真，人戴上一个芯片或是把手放进一个机器就可以永远快乐，永远充实。你愿不愿意进入虚拟现实？

　　王小伟：但你在其中的感觉是完全真实啊。如果进入那个世界时再把你关于真实世界的记忆消除，你就不会知道那是虚拟的。这样保持你的肉身不腐，在线上世界中永葆愉快不好吗？

　　王小伟：我可能也没完全想好，但我觉得人生不是完全关于快乐的。有时候痛苦的人生也是值得一过的。人生应该有超越快乐的维度。我们追求的是幸福生活，不是快乐生活。这是两回事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比如像古希腊哲学认为的那样，幸福生活是合乎伦理的生活，它是有道德维度的？

　　王小伟：我可能不觉得幸福生活必须要有道德维度，但我觉得它要有戏剧性。把手杵进机器里，以后就没戏剧性了，这辈子反正就是很嗨。快乐是重要的，但它没有那么重要，也不是唯一重要的。我觉得人生是超越快乐的，它有外在于人的，比所谓的个人快乐更高的价值，就是那些坚硬的东西。

　　王小伟：对，哲学就是让人如鲠在喉。让人不舒服，又不提供标准答案。一提供答案人就舒服了，就像做数学题，后面有答案可以翻开看。

　　王小伟：或许是的吧。如果每天都没有问题，像一个非常完美的螺丝钉，完全不纠结，非常适应当下……

　　王小伟：因为我对那样的状态感到遗憾。不是说不好，而是遗憾。我希望可以丰富些，哪怕丰富里有痛。

　　《人物》：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你生命中那个坚硬的东西，你觉得它最有可能是什么？